复旦学者:新高考站在十字路口, 被叫好的“招考分离”为何难以实现理想?

2019-01-07 来源:文汇报作者:陆一(作者为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687

河南、四川等部分省份推迟启动高考改革。消息一出,再次引发大众对于高考改革的讨论热情,围绕诸如新高考是否适应现今社会发展水平,文理不分是否导致学生无序选择,综合素质评价是否会引发社会不公,以及上海、浙江试点是否成功等话题都有许多的争论。

新高考改革走到了一个两难的十字路口。

一方面,为了变革原来的高考统招,新推出的科目选考、综合评价等被认为只是妥协方案,没能实现许多专家力主的“招考分离”目标。由于其改革的不彻底性,既没有实现真正的变革,录取还是要根据分数,造成了许多新问题。

另一方面,今年作为第二批试点的北京新高考方案中最体现“招考分离”意味的综合评价录取中,“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总成绩的60%”的表述,引起了一些人对考试公平问题的担忧。

同时,已有媒体揭露多名学生用于自主招生的论文存在严重的造假情况,进一步加重了民众对自主招生能否公平选拔的不信任,导致“不如退回到旧高考”也成为一种强烈的呼声,新高考的后续方案很可能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变得更加保守。

进退两难的境地说明高考改革已经触及问题的实质。改革举措应当谨慎,讨论则不能止步。各种主张究竟意味着什么?矛盾的根源在哪里?分数决定录取的“高考统招”

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称之为“高考”,仅仅指明了考试的部分,而没有界定招生方式,这就在讨论中留出了缝隙。更精确地说,在许多人心目中,高考就是高考统招,因为这是高考的初始形态。我们采取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对“高考统招”和“招考分离”都进行最理念化、彻底化的梳理和分析,以便使两者之间终极的矛盾显露出来。

高考统招的理想型是由国家组织统一考试,既树立教育标准,又保证最大的考试公平,进而依靠中央和地方行政力量,根据考试分数从高到低,并兼顾考生志愿,实行没有人为主观干预的自动录取。

对个人而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所有参与者得到同一条准绳的检验,这种检验把基于努力和才能的学业成就作为人才选拔的最高标准,排除了身体外貌、家世背景、乡土地域、财产收入、社会资源等各种先天不公平因素的直接加载。

对国家和社会而言,高考做到了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全国每年近一千万考生的分层。实际上,我们只有高考这一项制度承担着全国范围的全面人才选拔的使命,这种选拔不只为了个人幸福,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每个人的学力得到公平的对待,同时简明高效地实现国家级选才,这就是“高考(统招)精神”。

“高考精神”的核心在于它在衡量选拔人才时的客观性,或者说,“六亲不认”。这种客观性在制度和操作层面投影的焦点,就是“分数”。为什么高考制度之下无论如何分数都极端重要,因为分数对个人而言决定了录取,就是凭自己的能力在学业竞争中获取相应的教育资源和重要身份;分数对高校而言实现了学业能力和培养定位的有效适配,另一个侧面说,分数也是高校对外界说明自身教育定位的最简便信号;分数对社会而言承担了关键的公平红线,突破分数线录取的“点招”既属于非法;分数也是国家主导教育与选才标准的抓手。不论承受着多少教育界的批判,以上四项责任高考分数至今为止还是合格地担当着。

如果考试分数不承担以上责任,那么“高考精神”势必荡然无存。

主观评判决定录取的“招考分离”

“招考分离”主张的是什么?统一考试和分数继续存在,但是分数将不决定录取——意味着假设两个志愿相同的学生,考分较低的那个可能被录取,而考分较高的那个可能不被录取,这个过程中决定录取的可能是任何因素,是否参考分数,多大程度看重分数,都取决于高校意愿。如果说“高考统招”代表着客观自动的录取,“招考分离”就代表着高校主观的录取。

“招考分离”提倡的主观性并不是未经深思的。它强有感召力的出发点从教育上讲,是破除“分数至上”对教育的异化,这个问题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我国基础教育最大的病根。更深远地看,这条路将通往一个更浪漫的境地:革除教育上的制度化导向,开启一种没有统一导向、丰富多元的自由生长。在选拔方面,“招考分离”要改变以高考为枢纽,所有高校在统一规则下招生,所有人在统一规则下被排序和录取的局面,变成一种多元的、双向选择的、没有统一标准和去中心化的自由市场的局面。从权力迁移的角度来讲,招考分离试图减除国家对教育和选才的总体导向和代表客观公正的裁定权力,赋权于高校和考生。当然,正如自由市场一样,这种赋权不会平均分发,具有各种优势的参与者(高校和学生)将获得显著更大的选择权。

“招考分离”与“高考统招”的原则性矛盾

乍一看“招考分离”的主张并不反对统一考试的存在,只是招生方式的一种变化,但实际上,招考一旦彻底分离,那个残存的不能决定录取的统一考试就已经不是高考了。随之,代表纯粹客观公正的裁定权力将消失,国家行政能力不再严格保障教育文化资源和社会流动机会的公平分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人们在学业竞争中各种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和权力资本的加持,使学业竞争范围超出学生自己的能力表现,成为全家动员的无限竞争;同时,国家教育与选才标准也随之消亡。

不过也可以看到,这些对当今中国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公平和正义的基石在西方许多国家并不存在。比如,美国国家行政力既不组织考试,也无权要求高校按考试分数从高到低录取,政府并不反对家庭资源通过捐赠、推荐信等方式直接插足高校招生,更不树立国家教育与选才标准。所以美国没有“分数至上”的风气,但其大学招生制度也自有另一系列争议和问题。最近几年名校招生不公平问题的激励斗争在举世瞩目之下官司不断升级,打到了最高法院。客观地说,不存在举世共通的完美的大学招考模式,不同国家的教育制度确实存在云泥之别,这种差别并不是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是根植于政体、文化和社会建构方式的不同。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开宗明义:“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国家统一的考试选拔是中国历代行之有效的社会与政府之间的通路,是有活力的统一大国的人才命脉。其他国家政治与文教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与此很不相同。从我们已经建立起的全套规章制度,使之有效运行的各层级行政能力,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与文化信念,可以说高考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和文教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而且是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我们不应该随便轻视和废弃自己建设起来的“国道”。

不符合我国国情,违背我国广大民众对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的信念,可能就是呼声很大的“招考分离”始终无法逆势实现的根源。但是作为长期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我们认为招考分离所试图解决的教育问题并不是虚假的,它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纠弊方向,我们不能轻易地放弃对这个方向的深思。况且,就历史经验论,制度的建立和沿革应当依据人事,随着时代变迁,一项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历久而不变。宏观上,单纯地沿袭十多年前的高考方式无法继续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背景和不断精致化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选才要求。微观上,稳定不变的考试方式持续越久,就会变得越可预测,应试策略越有可乘之机,应试陋习越盛。

在继续改革中择宜

理想化的“招考分离”在当前和不远的将来都不具备现实条件,但是其中提出一定程度上对高校选才的赋权,从而增强培养一流人才的责任感,使一流高校不仅仅照单全收地开展教育,更通过提升识别选才能力来真正提升教育水平;对教育目标更精致、全面的刻画;对人的真正的个性的尊重;以及除了外在的考分之外,对人的内在品质的注重等一系列思想不仅有纠偏价值,也代表了我国建设教育强国必须要上的台阶。

笔者在后续文章中将详细解释为什么固守上世纪高考统招制度确实不合时宜,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彻底改变了高考的属性和职能。教育实践需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择宜,非此即彼的极端化立场会关闭讨论的空间,进步便无从发生。在坚持高考精神的前提下,我们2015年曾在《文汇报》撰文倡议“先粗筛,后细筛”的改革方向,在今天看来仍旧是合理、可行,且扬长避短的中和之道。